“家”这种称号，其实已经用得很滥了。写过几篇小说，就是“作家”；唱过几首歌，就是“歌唱家”；画过几幅画，就是“画家”；办了个巴掌大的加工厂，就是“企业家”；有了一定的职位，就是“政治家”……成为一个“家”，在现在的中国，似乎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也并非所有领域都如此。在思想领域，人们对“家”的要求就异常严格。鲁迅是否够得上称为“思想家”，就是一个从鲁迅生前开始一直有争议的问题。一直有人认为鲁迅对“思想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但往往也同时认为，现代中国只有鲁迅当得起这个称号。也一直有人认为鲁迅不配称作“思想家”，持此论者往往同时也宣称，中国自古至今，就根本没有一个脑袋能承受得了“思想家”这顶帽子。中国到底有没有“思想家”？——他们常常这样问。
尽管我一直感到人们对“思想家”的理解有些偏颇，但却并未深究过到底偏在何处、颇在哪里。近读王富仁先生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对“思想家”这一概念的清理，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觉得有必要把这意思特意提取出来，再说一说。
中国原本并无“思想家”的说法。“思想家”这个概念，是随着西方思想，尤其是西方近代思想的输入而形成的。王富仁先生认为，我们今天对“思想家”这一概念的理解，是西方“思想家”的表现形式与中国古代“圣人”观念的混合物。我想，在这种理解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思想家，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思想家群体的表现形式。西方思想家普遍的表现形式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等做出系统的解释。这种思想的表达方式，在近代德国哲学中表现得极为典型。以近代德国哲学家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的表现形式，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家”这一概念之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人们总是以费希特、谢林、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叔本华、海德格尔这些人为尺度，来衡量中国的思想“者”是否够得上“家”的水平。你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吗？你有自己的理论大厦吗？如果没有，那你怎配称作“思想家”呢？
然而，这样一种对“思想家”的理解，在中国是合理的吗？
正如王富仁先生指出的，西方近代思想是在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证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宗教神学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学说。而宗教神学是有着一套严密而宏大的理论体系的。它从“上帝”这一统一的视角出发，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做出完整的解释。西方近代思想家要对宗教神学进行证伪，便也必须找到一个能与“上帝”对应和对抗的基点，并由此出发，建立起一座新的理论大厦，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做出新的系统的理解，否则便不足以与宗教神学相抗衡。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则为西方近代思想家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可与西方宗教神学相比拟的思想体系。一种有着统一的思想视角，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做出系统解释并且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理论大厦，从来就不曾被建立过。甚至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根本就不存在建立这样一种理论大厦的文化土壤。既如此，以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判断中国是否有思想家的首要标准，就是很不合理的。
具体到鲁迅，王富仁先生说得好：“鲁迅未必想当一个思想家，但他是否按照流行的思想家的观念设计自己是一回事儿，他是不是具有一个思想家的基本素质和能够实际地起到思想家的作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假若不把思想家仅仅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的营造者，而理解为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于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的人，那末，鲁迅的思想家的地位就是不可忽视的。”（第54－55页）
说不应按照西方的模式，把“思想家”仅仅理解成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的营造者，并不意味着主张对“思想家”这种称号也把它用滥。大凡一个好的称号，中国人总是一起来把它糟踏掉，以至于变得一钱不值。“思想家”的称号之所以免遭此厄，又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对“思想家”这一称号的偏颇理解。偏颇的理解应该矫正，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仍然是极难的。如果有一天“思想家”满街走，那便比没有思想家还糟糕。
